劉新珠飾演劉姥姥的扮相

　　劉新珠劇照

　　劉新珠(左二)接受采訪。

　　劉新珠出生于京劇世家，3歲練功，6歲墊場博得滿堂彩，8歲進入臨淄縣京劇團，19歲干執行導演，成功排演《紅燈記》獲得好評。她被縣京劇團領導視為種子演員，更堅定了她做好京劇人的決心。在演好一個個角色的同時，她為培養青州一代代京劇人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。

　　六歲登臺一鳴驚人 小老旦博得滿堂彩

　　1953年，日照某劇場門口貼出的一張海報，引得路人駐足圍觀，大致內容為：“特邀臨淄縣新聲京劇團前來我縣演出，今夜演出京劇折子戲專場，主演：王艷芳；琴師：劉德勝；墊場：劉惠珠（6歲，女）。”

　　所謂墊場，就是角唱完一折，回后臺換裝、小憩，為下一折做準備。這五六分鐘或十來分鐘的時間不能空場，要其他演員上臺過渡一下。墊場形式比較靈活，只要無傷大雅，不是太糊弄，演什么無所謂，觀眾哈哈一笑放松一下。

　　角王艷芳唱時，許多人并不入耳，倒是眼巴巴地盼著她快唱完，看墊場。

　　墊場戲是京劇《釣金龜》選段。道具是一把比正常尺寸矮小不止兩號的椅子，玩具似的。隨著鼓點胡琴，一個袖珍版拄著拐杖的“小老太太”顫巍巍走上臺來，扮相、服裝、走勢，惟妙惟肖，許多人忍不住驚呼，又急忙掩住嘴。

　　扮相容易，走兩步不難，且看她唱得如何，沒想到一張口，“叫張義我的兒啊聽娘教訓”，底氣十足，氣沖云霄，“好——！”臺下掌聲如雷，小姑娘唱一句，臺下叫一聲好，幾乎蓋過了角主演的折子戲。

　　跟隨父母耳濡目染 三歲練功八歲進團

　　劉惠珠后來更名劉新珠。母親王艷芳，父親劉德勝。6歲的她初次登臺便博得滿堂彩，絕非偶然。

　　王艷芳和劉德勝是新四軍文工團的京劇演員和琴師，隨新四軍轉戰南北的途中，王艷芳生下了劉新珠。生產才三天，她就登臺演出《玉堂春》。從能坐穩開始，劉新珠就坐著小板凳，在臺側看父親拉胡琴，看母親唱戲。3歲開始練功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王艷芳、劉德勝轉入臨淄縣新聲京劇團，那時劇團仍然流動到各地演出，每到一地，劉德勝總是找當地最好的老師，教小新珠演戲。一大早就叫她起床練功。8歲進入臨淄縣京劇團，她已經能唱《武家坡》《小放?！穬沙鰬蛄?。

　　請了角來，跟角唱戲，是學戲的好時機。

　　有一次請來一個姓王的角，唱《轅門斬子》里的楊延昭，調定得高，“八賢王”的調也得高，益都縣京劇團沒人能唱得上去，思來想去，只好讓十來歲的小新珠上。她之前沒唱過這出戲，但會，根據規矩，得上門請角說說戲。

　　角住在縣十字口附近路南一家旅館，她8點多鐘到達旅館，在門外等了足足半小時，直到聽到屋內響動一陣又平靜下來，估摸著角洗漱已畢，才輕輕拍門。進門，規規矩矩一鞠躬：“王老師，團里叫我給您配戲，您跟我說說戲吧。”“好，坐吧。”“甭，王老師，我就站著吧。”

　　說戲只有簡單幾句話，敲什么鼓點時你上。然后，我唱完你唱，你唱完我唱，我唱完你唱，你唱完，下去。

　　等了片刻，小新珠鼓起勇氣問：“那，王老師，您是‘交印’，還是‘削四蹄’？”這是行話，《轅門斬子》劇情有兩個版本，配戲者要隨機選擇唱詞。角說：“我是‘交印’的。”

　　這就算溝通完了。唱什么、怎么唱，角兒半句也不說，怎么配戲全靠自己琢磨。小新珠嗓門洪亮，人又聰明，當晚的戲配得天衣無縫，臺下叫好聲不絕于耳，角兒很滿意。

　　19歲時當執行導演 排演《紅燈記》獲好評

　　從1958年跟隨父母來到益都，到1963年，這也是益都縣京劇團最紅火的一段時光。

　　益都縣京劇團人才濟濟，大家心無旁騖，都繃著勁演好戲，這里的京劇基礎好，戲迷多，演得好，叫好聲就多，演員演得就更起勁兒。劉新珠回憶，那時益都縣京劇團演出的傳統劇目竟達70多出。

　　1966年，全國普及樣板戲，《紅燈記》劇組杜近芳、錢浩亮、袁世海、高一倩、劉長瑜在濟南山東劇場演出，全省各縣市京劇團均派三名演員前往觀摩學習。劉新珠、徐慧濤、楊秀珠奉命前往。

　　他們白天看樣板團排戲，晚上觀看演出，一周后，回來排練益都縣京劇團版的《紅燈記》，19歲的劉新珠擔任執行導演，她盡心盡責，完成了這一艱巨任務，演出獲得圓滿成功，受到各級領導的表揚和民眾的歡迎。

　　益都縣京劇團被宣布撤銷后，人員走的走散的散。劉新珠卻僥幸沒有受到太大沖擊，她隨即進入新成立的益都縣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（后改名益都縣文工團）。對于她來說，各種“短、平、快”的宣傳形式，乃至表演呂劇等其他劇種，都不在話下。

　　改革開放后，傳統京劇得以恢復演出，劉新珠也恢復了京劇演員的身份，并且成為名角。

　　被稱為“種子”留在劇團

　　京劇團經常外出演出，有時下鄉，有時到外縣，那年月沒有交通工具，演職人員自己背著行李，用地排車拉著戲箱道具，白天換村子，晚上演出，不斷遷徙，動輒一個月甚至兩三個月才能回家一趟。此時，劉新珠已結婚生子，兒子還小，每到出發之際都是難題，她只好請母親來頂幾個月，或者托鄰居幫忙照顧。

　　有一年夏天，劉新珠演出結束回城，恰好看到兒子放學往家走，兒子穿著臟兮兮的破汗衫，瘦得“三根筋挑著一個頭”，臉上汗水和鼻涕的痕跡橫一道豎一道。劉新珠忍不住號啕大哭。

　　看到有些同事調離后生活相對安定，一日三餐都能照顧孩子，她也萌生去意。幾度申請，均未獲批準。1984年，有關部門決定對益都縣京劇團編制進行精簡，劉新珠再次強烈申請，并得到了領導的口頭同意。

　　眼看苦日子要熬到頭，她心里卻五味雜陳，不但耿耿難眠，還失聲痛哭了整整一夜。即將離開舞臺，她突然涌起不舍，突然明白，此生最愛的是京劇，京劇就是自己的命。她怎么能糊里糊涂把自己的命交出去呢？

　　第二天，劉新珠揪著心聽領導宣布名單，然而調離的人員中沒有她。后來才得知，最后是一位重量級的領導一錘定音：“誰走，劉新珠也不能走——劉新珠是咱們縣京劇的種子！”

　　這一次陰差陽錯的“考驗”，讓她重新認識自己，反省自己，堅定了做好一個京劇人的決心。仿佛人生重新開始，仿佛藝術生涯新生。在演好一個個角色的同時，她為培養青州一代代京劇人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。

　　退休后，她仍然為京劇事業發揮余熱，仍然關心關注著青州京劇事業的發展。她尤其關注新學員。也許是愛之太深，她對他們的希望也更大，要求也更高。